数字游民基地，最小单位的随机“牧场”

当数字游民第一次出现在资阳市仁里村时，村民们搞不懂这些年轻人到底为何而来。年纪轻轻，离开城市，跑来乡村，有的久住于此，有的来去匆匆。这座位于四川盆地的村庄没有牧场，抱着电脑的年轻人们却不远千里赶来“游牧”。

在数字游民作为一种职业兴起之时，越来越多的数字游民基地，则作为一种共居空间，在全国各地生根。从2023年1月到2024年1月，Dali+、上岛space、NCC、天星村、DN余村、roamers@次滩、邹游计、施恩云间山谷、DTN屏南稻田数游公社、木可合作社、DNC广州、CYC链岛等多家数字游民基地先后开业。

一个盘旋不去的困惑是，倘若选择当数字游民是跳入旷野，那么群居的公共空间是否是另一种轨道？

数字游民基地DNA和DN余村的创始人许崧则说：“在VR、AR能够无差别模拟现实之前，线下的社交都不可能完全被线上取代。”面对面的、实体的社交，天然地能够使人们产生更加稳固的信赖。在线下，稳定的工作是人们链接社会的重要的纽带之一，但它同时也让我们难以面向更多元的人群。于是在互联网时代，一些人选择辞职去当数字游民，四处旅居，以期待获得更新鲜的交流与碰撞。

主理人许崧在DN余村组织的数字游民分享会

图源：公众号@DNCN

所以比起轨道，数字游民基地更像牧场。

要开始一个“共居空间”，需要考虑的事情很多：选址在哪、接待的人主要是谁、如何盈利、空间调性和社群生态的大致方向怎么样？这听起来不像是一个好做的生意，却在略显焦灼的当下多点开花。

我观察了几个不同的游民基地，访谈了一些主理人，记录了这个场域里离开的、留下的、新入局的人们，和他们对共居空间的理解和想象。

北京706，从文化符号到正式关停

2011年，北京706出现了雏形。这个以中外文化交流协会为前身的青年社群，将线下据点选择在了北京五道口——一个高校云集的宇宙中心。四年之后，多个空间的整体面积被扩张到1000平。走进华清嘉园，找到15号楼，坐电梯到20楼，人们可以看到706的本部，一个“离五道口很近，但是离五道口的烟火很远”的复式空间。这里有实验室的小剧场、有食堂、有咖啡厅、有住宿区；在公共图书馆里，塞满了706小伙伴和学者们捐献来的各式各样的书籍。

图源：公众号@706青年空间

在这个诞生过快手、校内网、酷我和美团的小区，一个青年空间甚至很难在小区简史里留下几笔。但它曾经是北京公共讨论的符号之一，是社交网络、是社会实验田、是人们讨论公共议题的空间。

在2012年的“黄金时代”里，北京706曾经在4个月里承载了40场活动；9年以来，它与清北等高校的学子联系紧密，吸引了钱理群、刘苏里、许知远等等北京的学者、记者、作家来举办活动；青年们在这个空间里讨论各种各样的公共议题，常常争论得面红耳赤、也通过深入的观点引来在场观众的热烈支持；校园里权威的导师和青涩的学生们在这里平起平坐，为心中重要的理念而激烈交锋。

除了公共讨论空间以外，北京706还运营着一些短期的住宿项目，以及长期的“生活实验室”项目，后者收留入住时长超过3个月的成员。与学术讨论的自由风气相似，长住客们拥有一套近乎苛刻的自治方案——706北京的管理团队，只在房租和基本安全规范上拥有决定权，其余规则都由住户按照罗伯特议事规则，经过动议、复议、辩论、投票的流程制定。

作为一个理想气息浓厚的生活实验，706很快被媒体们描述为、甚至神话为一个北京的“乌托邦”。但是，在这个“乌托邦”背后，却是运营和转型的一地鸡毛。

2012年，12名名誉发起人每人捐出了3000到1万元，作为启动资金，而这笔基金在上半年里就用得所剩无几。在不得已的情况下，2012年底，北京706在追梦网上发起众筹，437人为这个文化符号伸出援手，一些人甚至从未来过706。这个以10万元为目标的筹款项目，最终筹得了12万元。

众筹印证了706的影响力，但也映射出当前模式的难以为继。706的管理团队开始争论706的核心理念：到底是走纯粹的商业化、还是公益？到底要启蒙学生，还是同辈学习？到底要有价值倾向，还是偏向中立？在这些有关品牌价值理念的争论中，706确立了自己的方向，不走纯商业、也不走纯公益，并决定积极探索空间转型的可能。

在空间探索的过程中，引入的外部合作团队和内部的住宿人员之间产生了诸多矛盾，同时居民楼里的商业咖啡馆也招揽不来更多顾客，于是以失败告终。其余的人文旅行、线上教育、知识付费等等尝试，也因为各种状况而陷于停滞。

与外界的矛盾改变了北京706的内部环境，原本开放的生态出现了裂痕。

在706的七周年回顾里，住客这样描述到：“（从16年初）感觉到了一种706‘本土化’倾向，你想说或做点什么，人们会先问你是不是住客。一些住客本身形成了纯粹的生活-社交圈子，他们谈论的话题建立在对彼此私生活的熟悉上。”

除了内部商业转型的失败，北京706还受到公共环境萎缩的压力。2015年， 706转向文艺、科技和心理领域的讨论。2017年， 706的面积从1000平缩小到800平，然后是700平，同时关停了一部分的住宿空间。

商业方面的不得志，加上内部的平等结构带来的沟通成本、愈发高昂的房租、以及活动噪音引发的周边住客的投诉，使得这个脆弱的生态摇摇欲坠。

邻居的门口，贴着一排大字“这里不是该死的706青年空间！”；创始人方荣的日记里，记录着对房价的沮丧：“就这样，我们陷入了死循环，高房价不止毁掉了爱情和青年人的梦想，还毁掉了无数的公共空间”。北京706与外部的张力已经到达了一个不可挽回的地步，管理团队勉力支撑几年后，在2020年彻底关停了这个青年共享空间。

五道口的706关闭了，但706这个符号却以另一种方式生存了下来。

2018到2020年，为减轻本部的运营压力，一些小伙伴在北京以外的地点建立了706的在地社群，706从“一个中心”转变为“去中心化”的空间。706开放了外部合作，从北京706出走的人们、认可706理念的人们，自发地加入706，将自己的客厅、自己的酒馆，作为706新的在地据点。

到2024年的今天，706在东亚、北美、欧洲等80余地形成了在地社群，成为一个“去中心化的城市”，706小伙伴们，在世界各地产生着各种各样的链接。

706er存在的部分地区

安吉数字游民公社，“全世界有趣的人联合起来”

如果你是一个数字游民，打算在一个社区旅居，那么你一定会在社交媒体上找到安吉的DNA和DN余村。

DNA（Digital Nomad Anji），是全国最早的、也是规模最大的数字游民公社，在社交媒体上以社群生态友善包容而闻名。2023年9月，公众号DNCN对安吉的两个数字游民公社中的会员发起第二次调查，发现在安吉停留超过1个月的会员占55%，平均停留时间为58天。在“选择安吉作为数字游民目的地”的原因中，“社群氛围”一项高居榜首，得到了82%的问卷支持。

当我问起“DNA的社群氛围是怎么构建起来的？”创始人许崧感到有些为难：“这句话就好像在问一个上帝，你做了这件事，你是怎么安排它的？但是这个生态系统中没有上帝，或者说，没有一个站在中心角色的leader。”

许崧，和他的搭档阿德，在成为DNA的主理人之前，曾经是所谓的“新大理人”。作为一个小县城，大理中心区的房价，却一度可以与昆明比肩。这是全国的购买力支撑起来的、奇特的供需关系，昭示着大理吸引外来者的奇特的魅力。

一个小县城为什么能聚起全国各地的人？许崧花了四年去搞清这件事情。大理的状况是由一系列历史文化因素造成的，全是机缘巧合。但他还是忍不住想：有没有可能有发展出一套人为的方案，来复制这种魅力？又是三年思索，终于整理出了一套可行的方法论。

也是在大理，许崧和阿德遇见了正在做乡村地产项目的、DNA的业主。他们一拍即合，决定就在安吉落地这个共居实验项目。但这并不意味着当时的安吉是今天大理的翻版——政府支持、地产商背景，让安吉的数字游民社区与此后大理诞生的数字游民社区在底层逻辑上具有本质区别。

这种区别首先体现在商业模式上。在大理，大多数游民社区都是私人创办，需要有成体系的商业模式，收入至少应当覆盖运营成本，否则就难以为继，因此住宿价格相对较高；而安吉的两个数字游民社区，更多地发挥着社会服务功能，在政府的支持下，住宿价格能够尽可能地降低。在地社区作为一种基础设施，能够吸引外地人才在安吉停留，间接地盘活了安吉当地的文旅行业、本地就业、并有潜力支持更多样的本地学术研究。

DN余村居民们千奇百怪的项目和研究

在商业模式的基础之上，两地的数字游民社区规模产生了差别。私人创办的数字游民社区面积不大，一般容纳的人数不会超过40人；而安吉的社区由于有政府和企业背书，公共面积更大、设施也更齐全。当前，DNA的满载人数为180人，DN余村的满载人数为140人。

“DNA和DN余村，是国内唯二两个承载人数能够超过100人的数字游民社群。……只有进入足够开放且多样的环境中，才使得你必然有机会找到三观相似的人；如果进入的是一个封闭的熟人社会，你可能就是一个被所有人彬彬有礼拒绝的外乡人。”许崧认为，一个合适的规模能够带给社区极正向的影响，它不会太大，能保持熟人社会的“连接感”，人们得以在这个规模里交谈、熟络；又不会太小，能够有足够的异质性，让人们激发更多的可能、认识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发起更多有创造力的项目。

以DN余村为例，在内测开始的44天内，大伙总计发起了86次活动召集，158个接龙。这些活动包括19次德扑、16次飞盘、13次徒步，还有3次性教育分享、3次AI编程训练、1次抱石训练、1次女生们的婚礼……

参与者和居住者当然不只有数字游民——“现在很多人认为我和阿德做的是数字游民项目，这么说也没错。……但实际上，在我们的认知中，我们在做的是一个乡村青年生态社区。‘数字游民’是一个被这个项目调用的主题。要做一个这样生活的社区，应当有一个主题，去吸引一群合适的人。”

DNA开业的2021年，“数字游民”在国内还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概念。但也正由于做数字游民的人还稀缺、这个概念还足够新颖，因此这个概念的选择放射出了意想不到的效应。2022年，自媒体“一条”主动报道了DNA的生态环境，从那时候起，DNA就长期处于满房的状态。

不像旅游景点会有几个月的淡季，数字游民基地最淡的季节其实是春节——一年漂流在外，游民们总要回家看看。但是，回了老家，也舍不得安吉。春节的DNAer走了，房间可还留着没退，就担心回来抢不到排期。

这些生态是慢慢生长起来的。主理人只是给人们提供必要的空间、限制人们停留的最短时长，用公共的时间和空间，鼓励人们随机地碰撞。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发起活动，只有两条不成文的规定：“警察不管的事情我们也不管”、“你可以做任何事，只要不影响别人”。社群就在这种氛围里慢慢长成一个“活的生态”——DNA和DN余村里，人们交谈、碰撞、随机地合作，产出新的点子。这是去中心化的空间：在各个角落里，随时发生着连主理人也不知道的故事。

一个数字游民社群生态从刚开始孵化，到能够自主地运转，周期大概是12-18个月。如果一切顺利，今年年末，许崧和阿德也将离开DN余村。接下来，他们可能会将自己的经验贡献出去，帮助乡村研究的学术发展；也可能会与其他数字游民合作，将方法论复制出去，打造更多的在地社群。

DNA的著名“打卡景点”

资阳国际数字游民社区，拥抱数字游民新生代

南到海南、北到鹤岗，2023年到2024年初，国内数字游民友好空间迅速发展。DNβ资阳国际数字游民社区（以下简称DNβ）的运营团队告诉刺猬公社，“我们是2023年开始了解到‘数字游民’的概念的，这是远程办公的一个衍生概念。我们做了很多调研，发现这是全球化的趋势，疫情之后，国内也正在涌现出大量打着这个标签的人群。”

大规模的数字游民基地大多在交通便利的乡村中落地，这一地域的选择让它们难以成为像706一样的城市公共文化符号，巨大的公共面积和为了吸引住客而定下的低廉价格，也限制了它的商业潜力。

它既不是公益、也不是商业，其底层运营逻辑是乡村基础设施。从光山数字游民基地、到天星村数字游民社区，正常运转都离不开政府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利用流动的远程工作人群盘活乡村经济，是不少地方政府新的发展着眼点。

2024年4月12日，获得政府资金、交通、宣传支持的DNβ，正式开放内测。“正因为这是一个政府的项目，我们才更有信心它会是一个可持续性的社区，能够长期存活下来，而不仅仅是短暂的出现。”也正因为这是一个政府主导的社区，让青年人们在资阳乡村获得发展、同时宣传资阳，是项目的主要目的，如果它能够是一个可以独立盈利的项目，“那当然是更好。”

在运营负责人的描述里，DNβ这样的数字游民基地，不仅为数字游民提供了一个相互碰撞的社区，更是一个资源整合的“桥梁”：它为村民、政府、数字游民三方提供不同的服务。

对原住地村民来说，数字游民基地为他们提供了一种生活的新可能。

“在社区刚开业的时候，确实有一些村民没有弄明白什么是游民，他们来到乡村是为了什么，所以有了一些交流的成本。”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小卖部等场景中的交易往来，村民们逐渐适应了数字游民的存在，也和数字游民们产生了更紧密的链接。

同时，在DNβ里发生的一切，村民们可以以“访客”的身份共享。一些数字游民还为村里带来了新的东西。“我们社区里住过的一位新加坡游民，之前就有自发地在村里教小朋友读英语。”

图源：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