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开始前，我所经历的巴黎生活

奥运开幕前，我第二次抵达巴黎。

和五年前忙着逛景点时不同，这次的巴黎之行，让我见到了更多与生活有关的故事。网约车普及起来，司机抱怨着巴黎拥堵不堪的交通；中国品牌越来越多，华人餐饮店走出唐人街，眼看着要挤走日本和越南同行；华人依然是对外卖最有热情的群体，甚至在欧洲托举起几个专做中餐外卖的APP；奶茶不再是稀缺品，私人小店、本地品牌、中国奶茶连锁店，家家都有“bubble tea”。

最荒谬的时刻，是我在离蓬皮杜不远的集市上，跟年轻的法国女孩一起抢购假香水。香奈儿、迪奥、爱马仕、圣罗兰、大卫杜夫……所有我认识或不认识的巴黎香水，被装在形状统一的30毫升香水瓶里，层层叠叠堆在长条桌上。

标价都是五欧，不分品牌，客人挤在一起试香，名字在这里突然失去了意义，她们把喜欢的香味装进小框，最后掏出现金找老板结账。

我也买了一支，作为巴黎生活的纪念品。

第一次来巴黎是在2018年，朋友D带我走了很远，去买一杯华人做的奶茶。

那是国内奶茶行业最热闹的时候。喜茶在这一年新增近百家门店，覆盖全国90%的一线/新一线城市；一点点如日中天，全国门店数超过1700家，最热的门店，平均每天能卖出2700杯；茶颜悦色偏安长沙，此后两年，一口气在这座城市开出200多家门店。彼时，所有奶茶品牌都在向前狂奔，增长成为一种和鸣，万店在终点线等待，中国消费者被无数新鲜的概念和口感包围。

而在2018年的巴黎，奶茶仍是一个需要走很远才能抵达的，只有华人会消费的，偶尔解思乡之胃的冷门饮品。

六年后，当多个国内奶茶品牌陷入增长瓶颈期时，巴黎的奶茶店数量已经进入增长高峰期。于是当我在奥运前重返巴黎时，街头的奶茶店已经不需要刻意寻找，我甚至在暴雨突然到访的午后，随意钻进了街边的一家“贡茶”，看着法国店员熟练地摇出一杯黑糖珍珠奶茶。

巴黎贡茶

奥运到来前，更多有志于出海的中国茶饮品牌正摩拳擦掌。喜茶把快闪店开到塞纳河右岸，以“观赛茶室”之名，初次进入法国市场；玛黑区的霸王茶姬快闪店仍在赶工装修，开幕式临近，留给他们的装修时间不多了。

在巴黎街头，我还遇到了许多“老朋友”。例如，我在这里碰到泡泡玛特的频次，大概比在北京还要高出许多。它们出现在卢浮宫商场和蓬皮杜，出现在街头，也出现在这座城市最著名的购物中心。

我们停在蓬皮杜的纪念品商店前，莫莉隔着玻璃橱窗与我们对望，带着它标志性的表情，站在展示台上，招呼它那漂洋过海的老乡。同行的朋友说：“艺术品大概是可以被制造的，当它被摆在蓬皮杜艺术中心，第一次见到它的人，就会觉得它是个艺术品。”

“巴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连饿死都仍然被视为一种艺术的城市。” 正如西班牙小说家卡洛斯·鲁依斯·萨丰所说，在艺术之都成为艺术品，真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巴黎街头的泡泡玛特门店里，除了像我这样抱着见老乡心态进店闲逛的中国游客，大部分顾客都是外国人，常见的盲盒产品，售价大致是国内的3倍。华人营业员告诉我，店里的商品从国内运过来，店员则大部分都从巴黎本地招募。

2024年7月27日，奥运会开幕前一天，泡泡玛特卢浮宫商场店将正式开业。财报中来自海外的10亿营收里，又将加上来自卢浮宫商场的一笔。

中国品牌正在涌向法国，而在法国谋生的餐饮业华人，则在涌向新的品类。小红书和微博上，流传着“巴黎90%日料店老板都是温州人”的传说，到2024年，华人老板们又向东南方向卷去，在巴黎开出一家又一家越南粉店，试图把PHO也收编到自家麾下。

聊到这个话题时，我们正站在一家越南粉店门口，招牌看起来很新，谷歌地图上还没有评分。门口的另一位女士，正在调整三角立牌的位置，听我们胡诌一通后，忍着笑用中文邀请我们：“进来尝尝吧，挺好吃的。”

老板和店员都是华人，聊起巴黎的越南粉店，她们说最近华人开的店很多，具体有多少家，她们也不知道。“但我们的粉很正宗的，我们厨师是越南人。”正不正宗，我当然判断不出来，但那是我在巴黎吃过最好的一餐，蜗牛、鸭腿、小羊排，都不及越南厨子懂我那铁血中国胃。

老板说，他们现在可以支持电话订餐，但没有上线外卖平台。事实上，巴黎的外卖行业在近几年一直缓慢发展着，既没有停滞不前，也没有突飞猛进，如同巴黎圣母院的修复进度。2023年，调查机构哈里斯互动（Harris Interactive）发布数据称，当下法国有1/4的居民有点外卖的习惯，其中89%的受访者认为外卖食物贵。

比起很难获得外卖服务的乡村，巴黎已经是全法国点外卖最方便的城市了，但看起来，巴黎人对外卖的诉求没有那么强烈。他们喜欢出现在餐厅，在所有合理或不合理的时间段里，就着一杯咖啡，一杯葡萄酒，甚至一个汉堡，开启他们长达两个小时的热络会面。

在一家本地人居多的法餐厅，全店只有两桌客人忙着使用手机，试图从小红书上搜索蒙马特高地攻略的我，和对面给每一道菜拍照的韩国游客。隔壁桌的法国客人，从落座到用面包蘸着吃完主菜的最后一口汤汁，全程都在热情洋溢地用法语交谈。

外卖产业发展缓慢，既是一种原因，也是一种结果。

与外卖相对应的，海外也早已有属于自己的“大众点评”，只是商家和用户的覆盖度，远无法让在线预订成为一种常态。例如曾在电影《爱乐之城》里出现的那家爵士酒吧，唯一的预定方式是在门口大排长龙，店员在门口“巡逻”，用古老且唯一的技术手段，保障朴素的先到先得。

《爱乐之城》里出现的爵士酒吧，每天只接受现场排队

奥运临近，法国忙着把大大小小的景点都翻修一遍，生活在巴黎的华人们，在小红书频频吐槽“巴黎是个大工地”。

建造中的场地（注：摄于五月）

几年前遭遇火灾需要部分重建的巴黎圣母院，眼看着是赶不上奥运会开幕了，凯旋门、政府大厅等标志性建筑的翻修则还在夏初加急赶工。101年前，巴黎市政府因塞纳河水污染严重而颁布了游泳禁令，一个世纪可以改变很多东西，唯独塞纳河的游泳禁令固若金汤。眼下，为了让塞纳河承接奥运游泳项目，巴黎市政府烧掉的治理经费高达14亿欧元。

但当地居民显然不太买账。比起塞纳河到底能不能游泳，以及凯旋门到底气不气派，他们更关心自己这个月的电费有没有超过第一阶梯。

网约车司机则更担心拥堵问题。“将奥运融入城市”的口号固然浪漫，生活在其中的司机们可不这么认为。毕竟不少巴黎标志性景点将和奥运赛事密切融合，或直接改造为赛事场馆，或成为赛事背景，涌入的千万量级奥运游客，将让本就拥堵的巴黎交通雪上加霜。届时，网约车不能在场馆区域通行，也不像出租车那样在奥运车道行驶，将面临更多路线上的麻烦。

和外卖一样，巴黎是法国网约车密度最高的地区，按照2022年的数据，全法国81%的网约车司机都集中在巴黎大区。

Uber则是巴黎最常见的网约车平台，其中最便宜的车型，价格略低于本地出租。奥运的到来，将打破部分司机的夏季度假计划——根据Uber公布的调查数据，巴黎大区将有90%的司机在今年夏天坚守岗位。这已经很不容易了，往年夏天，只有65%的司机留在巴黎，剩下的要么去度假，要么前往法国尼斯等海滨城市接单。

但90%的留守率，显然不足以应对涌入的奥运客流。Uber的调查报告称，奥运期间，三分之一巴黎大区外的司机计划来巴黎接单。我忍不住开始算账，全法国有19%的司机在巴黎大区外，如果其中三分之一来“支援”巴黎，仍不够补上坚持在夏天度假的巴黎大区司机缺口。

在巴黎，地铁才是普及度最高的出行方式。1900年，巴黎的第一条地铁建成通车，比巴黎市政府禁止居民在塞纳河游泳还要早三年。法国人类学家马克·奥热曾在书里写，他第一次见到德国士兵，是在莫贝尔广场-互助院那个地铁站，在1940年，大撤退告一段落，民众回到巴黎之后。所以他说：“巴黎人就是有这种特权，把地铁路线图当作备忘录，当作一种记忆的开关，一面袖珍的镜子。”

如今，这面镜子，平均每日都要照出数百万人的样子来。

时间给巴黎地铁留下的，除了记忆和尿骚味，还有很多曾经走在时代潮头，如今已经落后于时代的习惯和设备。例如到2019年，巴黎地铁才开始支持刷手机进站，仅限安卓端；苹果手机的电子支付功能则拖到了今年5月，赶在奥运开幕前，巴黎的苹果用户终于也能拥有无纸/卡化地铁通勤了。

中国游客可以通过微信购买巴黎地铁卡，只是实现路径颇为漫长，需要在微信购票后，在巴黎地铁站里找到人工窗口，再换成实体卡，最后刷实体卡进站。如果在站内购买单次票，将会拿到一张小纸片，把它塞进闸机，等待它被盖上日期戳，再从另一侧吐出来。对已经习惯二维码社会的人来说，过程实在惊心动魄。

虽然我们碰到的大多数巴黎当地人，都在抱怨自己的城市，但也有另外一些例外的时刻。

我们在夜晚遇到过一场暴雨，塞纳河的码头上，没人再有闲情逸致与奥运倒计时牌合影，只好狼狈四散，寻找遮雨的商店顶棚。一辆Uber来码头把我们接走，在暴雨中载我们驶离。

司机全程没有说话，车里放着法语歌，很大声，压过车外的雷声和雨声。几分钟后，车突然靠边停下，离目的地显然还很远，我们不得不警觉起来。直到我们向车窗外望去，才猜到了司机的用意。接近11点，远处的埃菲尔铁塔开始闪烁，银白色的碎光，打破巴黎的雨夜，闪电不及它耀眼。

司机暂停了自己的工作，想让两个显而易见是游客的人，透过倾盆大雨，看一看正在闪烁的巴黎地标。

那个向我吐槽水电费太贵的人，是我在巴黎的房东Pat，一位曾在法国电视台工作多年的记者。

她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加入法国电视台，起初担任《迷失》（“Perdu de Vue”）的记者，这是一档存在于1990年到1997年间的法国节目，寻找迷失的人，例如逃犯或者走失的亲属。2014年，她开始在法国电视台做一档寻亲节目主持人，帮助失散的家人找到彼此。

我告诉她，在中国也有这类节目，非常受欢迎，最有名的那档寻亲节目，也在2014年开播，跟她主持的节目一样。可惜我的英文水平实在有限，没能第一时间给她翻译“为缘寻找，为爱坚守”或是“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这样的主题词。

Pat并不惊讶，做过多年寻人节目后，她说：“找到失去的人，那是全人类共同的渴望。”

她为电视台工作了近30年，经历过电视台的黄金时代，也见证过流媒体的崛起。到2024年，她已经可以坦然接受：“现在没什么人看电视了。”

根据法国《费加罗报》，2018年，法国电视观众的平均年龄已高达53岁，Pat曾工作过的法国电视二台，观众平均年龄在那一年超过60岁。同一篇报道的访谈中，法国电视公司频道与节目经理塔基斯·康迪利斯说：“电视失去了人口中的整个一部分，年轻人不再看电视而是看视频。”

在那一年，据《巴黎人报》报道，38%的（11岁至14岁之间的）法国青少年拥有TikTok账号。一场中国观众再熟悉不过的媒介风暴，也在法国上演，世界又回到了我们所熟悉的地球村概念里，至少在抛弃电视这个问题上，村民达成了难得的共识。

收视人群的减少和老龄化，直接导致了电视台收入与预算的下降，并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例如在2018年到来前，法国国家电视台计划取消180个岗位，以节省5000万欧元的开支。在任何一个下行期的行业里，“降本增效”都会被提上议程，员工被裁撤，预算被下调，节目被砍掉。

结束电视台的最后一档节目后，Pat每天在家完成工作，同事只有一只可爱的约克夏，她叫它Kikito。Kikito负责撒娇、卖萌、找入住的客人玩，Pat则在电脑前打字、回邮件、维护寻人网站。她把二楼的两间卧室出租，自己住在一楼的沙发床上，每天从“卧室”走到“办公室”，只需要三步。

早在电视台仍如日中天的2013年，她就建立了自己的网站，主题仍延续她入行以来所关注的核心问题——走失的人们。节目停播后，网站成为她发布和接收寻人信息的主阵地。

在回国的飞机上，我突然想，Pat的工作状态，似乎就是最近小红书上很火的“一人公司”。

只是国内语境中，一人公司或数字游民，是属于年轻人的出走，而Pat今年已经56岁了，是一个对工作仍充满激情的中年人。我甚至无法推测出她每天的工作时长，她在我每天出门前就开始工作，到我晚上洗漱完仍未停止。白天，我看到的是坐在街头咖啡厅，仿佛永远都不用上班的法国人；等每晚玩到筋疲力尽回到家时，我看到的是Pat仍在挑灯夜战。他们构成一个普通游客眼中复杂的巴黎。

Pat在写一本书，跟近几年见证的寻人故事有关。她说自己平时不会这么没日没夜地工作，只是DDL逼近，她觉得自己要写不完了，没法儿跟出版社交差。到这里，地球村的共同特征，除了年轻人抛弃电视、企业降本增效以外，还多了一条作者都爱拖稿。

写作进度会呈现在她脸上。顺利的时候，她连打字都挂着笑意，有人从楼梯经过她也视而不见；要是不顺利，每次有声响，她都会抬头，热情地问你要不要陪她喝一杯红酒，或者给你热一杯牛奶助眠，而后抓着你聊巴黎圣母院的火灾，聊法国也有超时工作问题，聊她书里的主人公，明明住得那么近，失散的那么多年里，从来没有遇到过彼此。

阿里巴巴是少数Pat知道的中国公司，但她感兴趣的不是作为电商巨头和巴黎奥运合作伙伴的阿里巴巴，而是在沙漠种树的阿里巴巴。当中国消费者对蚂蚁森林习以为常时，远在巴黎的Pat第一次听说这个故事，她觉得这是一种生意，但客观上帮助了地球，想出这个主意的商人简直是个天才。

我没有问她会不会看巴黎奥运会。

作为一个在电视台度过漫长职业生涯的老员工，Pat家里现在甚至没有一台电视机。

但想了想，从31年前作为实习生加入电视台开始，她一直都在做同一件事情，不管故事以电视节目、网站，还是纸质书的形态被记录下来，不管年轻人爱看的是电视、YouTube还是TikTok。

媒介在更迭，而她没有改变她的志业。